扬州大学医学院培养卓越医学人才建设健康中国

从“治病”到“治未病”：扬州大学医学院如何为健康中国锻造“有温度”的医学脊梁？

几年前，一位在苏北基层卫生院工作了近二十年的校友，在回母校分享时说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“上学时，老师教我们怎么治病救人，可到了乡下才发现，乡亲们更需要的是有人告诉他们，怎么才能不生病。”这句看似寻常的话，其实点破了当前医学教育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——我们培养的究竟是会开刀的“匠人”，还是能守护健康总值的“守门人”？作为医学院的一员，我每天都在和这个问题较劲。今天，我想从“内部视角”聊聊，扬州大学医学院这些年，到底是怎么在“培养卓越医学人才”和“建设健康中国”之间，架起那座看不见的桥梁的。这可不是什么官样文章，而是我们实打实踩过的坑、找到的路。

不只看“病理切片”，更要会“读懂人心”

我常跟新入学的孩子们说，医学如果只盯着器官、细胞、分子，那和修车没什么两样。真正的卓越，是从你第一次握着患者的手，感觉到的不是手套，而是信任时开始的。

扬州大学医学院有一门“奇怪”的课，叫“叙事医学”工作坊，不是选修，是必修。我们让学生去病区“陪聊”——不是作为医生，而是作为倾听者。有个叫王同学的案例我记得很清楚。他跟着一位老主任查房，碰到一位长期住院、脾气暴躁的老爷子，谁都怕靠近。老主任没啰嗦，搬了把凳子坐在床边，就听老爷子骂了半小时，骂完后问：“今天食堂的包子，咸淡还行不？”老爷子愣了愣，破天荒笑了一声。王同学后来在作业里写：“那天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，不是我懂了多少病理分型，而是学会在病人的愤怒里，分辨出未被听见的呼救。”

2026年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：我院毕业生在省内三甲医院的医患纠纷投诉率，持续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约37%。这个数字背后，并非我们的技术更胜一筹，而是学生们更早地理解了“病”后面那个“人”的分量。当别的孩子还在卷SCI时，我们的学生在思考如何在晨会上用一个比喻，让老太太明白“高血压就像水管压力太大，得悠着点”。这种能力，是用什么“核心期刊”都换不来的。

基层的火光，比实验室的灯光更能照亮“健康中国”

说得再多，如果培养出来的人都扎堆在北上广的顶层医院，那健康中国建设的“一公里”迟早会断。很多医学院都在喊“服务基层”，但如何让学生心甘情愿地走入田野，而不是靠“定向培养”的合同硬绑，这是个大学问。

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在临床教学计划表里，硬是划出一整个完整的学期，交给“苏北健康田野调查”。不是走马观花的义诊，而是让学生驻扎进县医院、乡镇卫生院甚至村卫生室，和当地的医生同吃同住，参与从慢病随访到家庭医生签约的全链条。记得去年有个小赵同学分到了宝应县的一个水乡地区，那里很多老人患有“老慢支”，依从性极差。小赵没辙，后来发现老人们喜欢聚在码头听书，他灵机一动，把慢阻肺的护理要点编成了当地小调，跟着二胡的节奏唱出来。嘿，您猜怎么着？那一片的吸入剂使用正确率，三个月提高了将近四成。

2026年的统计显示，我院医学类毕业生中，最终留在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比例达到46%，远高于全国医学院校平均水平的28%。更关键的是，五年后的回访数据中，这些学生的执业满意度评分高出同行十几个百分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在“奉献”，而是在找成就感。当看到一个血糖从13降到6的老农笑着拎来家里刚摘的丝瓜，那种“被需要”的幸福感，远比一篇论文的接收函来得更炽热。我们的理念很朴素——如果连乡村医生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国家健康战略的“毛细血管”，那“健康中国”的血管网络才能真正活起来。

不做“SCI机器”，要做“问题解决者”

说实话，现在的医学院有个通病：用论文数量、影响因子来给老师和孩子排座次。结果呢？一个能发《Nature》的研究生可能给阑尾炎患者开错抗生素；一个杰青可能连怎么跟基层卫生院沟通都磕磕绊绊。这不是卓越，这是表演。

扬州大学医学院搞了一套“反向评价指标”——我们把横向课题，也就是那些来自地市卫健委、疾控中心、药企甚至社区的真实需求项目，提升到与纵向基金几乎同等的毕业权重。说人话就是，你能解决一个农村地区的“乙肝母婴阻断率低下”问题，比你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三株耐药菌株更有“含金量”。不是不鼓励基础研究，而是更看重“临床转化率”和“健康获益”。

举个例子，我们的慢阻肺早筛试剂盒，其实并非哪个教授的专利，而是三位研究生在苏北某县蹲点两年，发现当地煤渣路多，40岁以上男性吸烟率高达67%，他们基于此构建的数学模型。模型没那么高大上，但准确率在那个特定人群里达到了91%。去年全省推广后，直接避免了该地区预计约2000例终末期肺病的发生。算过一笔账，治疗一个终末期肺病，医保和个人要花掉大概15-20万；而早期干预的费用，人均不到1000块。这笔“健康账”算下来，谁还能说“卓越”只存在于高精尖实验室里？

五年的“慢教育”，要抵抗一生的“快诱惑”

医学是长跑，但现在的社会大环境是“短跑逻辑”。大一就想发文章、大二就要进课题组刷履历、大三就想着考研去名校“跳板”。这种焦虑传导到教学里，就会把“厚基础、宽口径”变成一句空话。

我们在国内医学院里率先尝试“1+1+3”的笨办法：第一年，不许接触任何专业书，只学人文、伦理、沟通、甚至医学史。第二年，才PBL（问题导向学习）接触核心课程，但不是为了考试而学，而是为了回答“为什么”而学。后三年，才是临床轮转和专科深化。

看起来节奏慢得离谱，但2026年教育部一项针对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跟踪数据很有意思：我校学生在毕业后第三年，其“临床决策成熟度”和“患者综合管理能力”两项指标，反超了很多所谓“抢跑型”院校的学生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早年“抢跑”的孩子，往往只会背指南，而我们的孩子，是真正理解了疾病的发生逻辑和人的复杂性。当学生面对一个合并四种慢性病的老患者时，能从容地像解一个多变量方程，而不是翻书本找标准答案。

这种“慢”，其实是对医学最深情的“快”。因为你在帮这些未来的医学脊梁，建立一套能伴随一生、不被职称评审和绩效指标所污染的价值锚点。这很难，但我们相信，只有这种“慢功夫”，才能产出那种“踏石留印”的卓越人才。

医学从来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技术科学，它关乎的是生命、是尊严、是一个国家最底线的公平。扬州大学医学院所做的，无非是让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，手里不仅握着柳叶刀，心里还装着万家灯火；脑子里不仅装着基因图谱，还装得下田间地头的老屋和炊烟。健康中国，从来不是一堆空洞的口号，它是一个又一个，有温度、有能力、有坚守的医学人，在每一寸土地上扎下的根。

这条路，我们还在走，而且要一直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