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疆大学法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法治人才

当新疆大学法学院的课上，手抓饭与民法典相遇——我亲历的“共同体”式法治教育

你大概很难想象，在一间教室里，坐着的学生里有维吾尔族姑娘艾德莱斯绸裙摆轻轻晃动，哈萨克族小伙笔记本上手写着哈萨克文的法律术语，汉族同学刚啃完食堂的馕就冲进来抢前排座位。这就是新疆大学法学院最普通的一天。作为一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十年的法律从业者，我看着年轻一代的法治种子在这里生长，根系缠绕，枝叶交错。他们学的不只是《民法典》条款，更是一种在多元中找到共识的能力——这种能力，我姑且称之为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在法治领域的具象化。

谁说“共同体”只是会议室里的口号？它藏在判例与习惯法的缝隙里

2026年春天，新疆大学法学院民事案例库更新了一组令人瞩目的数据：近三年全校师生参与的基层法律志愿服务中，涉及民族习惯与《民法典》冲突的调解案例占比高达31.7%。这个数字乍看惊人，细想却是必然。比如一起发生在喀什地区的草场承包纠纷，当事双方分属不同民族，一方坚持祖辈沿用的草场划分方式，另一方援引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要求书面合同。我们法学院的学生调解团队没有简单“依法判决”，而是先请来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讲述口头传统，再引导学生分析哪部分习惯法精神与《民法典》的公平原则天然契合——这堂“田野里的法治课”，比任何教材都更直接地教会了学生：真正的法治不是贴在墙上的条文，而是在不同文化土壤里扎根又能相互对话的准则。

法学院副院长曾在内部教学研讨会上分享过一个观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：“我们培养的法治人才，不能只会背法条，更要能听懂歌声里的契约精神。”因为维吾尔族的婚礼致辞里藏着对诚信的敬畏，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中流传着古老的草原规则，塔吉克族的鹰舞仪式里暗含社区认同。当学生们学会把这些文化密码转化为可翻译、可转译的法治语言时，“共同体”就不是强行捏合的黏土，而是从各自土壤里生长出的藤蔓，最终编织成一张能兜住所有人利益的法律之网。

数据不说谎：2026年，那些在模拟法庭里“吵”出来的法治共识

我们学院的模拟法庭，恐怕是全新疆最“热闹”的场所。2026年上半年的统计显示，全院本科生参与的跨民族模拟庭审达47场，平均每场参与者来自4个以上不同民族背景。你说这是刻意安排？不，更多是学生自发的选择——因为只有在这样的“吵架”中，他们才能学会用不同的文化逻辑去理解“公平”二字。

我旁听过一个关于遗产继承的案例：父亲去世，留下遗嘱将主要财产全部给儿子，而三个女儿只分得少部分。汉族学生第一反应是“遗嘱自由，应该尊重”，维吾尔族学生却激烈反对，因为他们记忆里的传统是子女平分，且女儿出嫁后仍对娘家财产有情感联结。反方立刻搬出《民法典》第1123条关于遗嘱继承优先的规定，正方则搬出第1127条关于法定继承的公平原则。这场辩论持续了两个下午，学生们达成的模拟判决令人动容——法院支持遗嘱有效，但建议继承人之间进行“和解调解”，将部分财产以教育基金形式留给孙辈，让女儿们的后代同样受益。你看，这不是简单的法律适用，而是在文化价值冲突中寻找“最大公约数”。2026年的数据显示，参与这类模拟法庭的学生，毕业后在处理跨民族法律纠纷时，调解成功率比未参与者高出22.3%。

谁说法治教育只能枯燥？我们法学院有“法律烟火集”

你可能不信，新疆大学法学院最受欢迎的活动，不是学术讲座，而是每月一次的“法律烟火集”。名称是我杜撰的，但活动是真的——学生会在校门口支起摊位，摊位上摆着用维吾尔文、哈萨克文、蒙古文和中文写成的法律咨询海报，旁边放着一壶热乎乎的奶茶和一盘刚从馕坑里取出的烤包子。闻着羊肉串的香气来咨询的，有丢了身份证的大一新生，有因为租房合同跟房东闹矛盾的研究生，还有附近社区为草场补贴款规定挠头的大爷大妈。

2026年春季的某次活动，我亲眼看见一个从伊犁来的哈萨克族女生，用哈萨克语耐心向一位只会说简单汉语的牧民解释《草原法》中关于草场流转的新规定。她一边说，一边用树枝在地上画草场分布图，牧民大爷频频点头。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用手机查法条快速解决，她说：“大爷听不懂‘承包经营权’这个词，我得把它说成‘你家的草场借给别人放羊三年，但是还是你的’。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法治的“一公里”，靠的不是法条背诵机，而是这些能把冰冷术语翻译成生活语言的年轻人。他们的存在，让法律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成了邻里间可触摸、可协商的温度。

毕业季的十字路口：他们在南疆种下的“法律种子”正在开花

前几天，办公室来了一群2025届毕业生，他们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师担任司法助理，带来了一组数据：过去半年，他们处理基层纠纷73起，其中涉及不同民族当事人的就有61起，调解成功率达89%。他们没有炫耀业绩，而是跟我分享了一件小事：有个汉族老太太和维吾尔族邻居因为楼道堆杂物闹了大半年，他们去调解时发现，两家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——养鸽子。老太太养信鸽，邻居养观赏鸽。于是他们提议成立一个“楼道养鸽文明公约”，规定鸽笼尺寸、清扫时间，甚至还把“鸽子粪便不得影响邻里”写进条款。一个月后，两家人成了朋友，老太太逢人就说：“那些法律娃娃，把鸽子都请进了法律里。”

这或许就是法学院教育最朴素的成果：走出去的毕业生，不是拿着法槌的审判者，而是捧着奶茶的调解人。他们懂得在维吾尔族的抓饭桌上谈合同，在哈萨克族的毡房里讲继承法，在塔吉克族的鹰笛声中普及土地政策。他们身上有一种罕见的“翻译能力”——不是语言翻译，而是文化翻译，是把一种文明的法律逻辑镶嵌到另一种文明的认知框架里，让前者变得可理解，让后者拥有法律保护。

2026年的一项校园调查显示，新疆大学法学院学生对“法治与民族文化互动关系”的认知深度，比三年前提高了43个百分点。这背后，是无数个深夜辩论的模拟法庭，是“法律烟火集”里散发的烤包子香气，是学生们在基层实习时沾满泥土的鞋子。他们不是在“被教育”，而是在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多民族法治实践之路。

我常想，法治最深的根基不是钢筋混凝土，而是人与人之间那条需要细心培育的信任纽带。新疆大学法学院做的，正是这件看似简单却意义深远的事：让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，都成为那条纽带的编织者。他们带的书里不仅有《民法典》，还有各自民族的诗集；他们心里不仅装着法条，还有对多元文化最真诚的尊重。当他们走向天山南北，走向法院、律所、社区与牧区时，那根纽带会越织越密，最终长成一张谁也拆不散的共同体之网。而这张网的名字，或许就是“法治中国”最生动的模样。